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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陽中院一審查明的事實是，2023年6月，被告人劉某與沈洪(化名，另案處理)商定，由沈洪通過社交軟件聯系境外人員購買大麻，劉某提供收貨人、聯系電話和地址用于收貨。同年6月至9月，沈洪聯系的販賣大麻人員先后三次從泰國郵寄包裹至劉某提供的沈陽市于洪區沈大路61號（即于洪分局）地址，劉某到案后自述此三個包裹內沒有大麻。同年11月30日，該販賣大麻人員再次從泰國郵寄包裹至上述地址。

2023年12月18日包裹到達快遞柜后，劉某安排兩名輔警取件，被在現場布控的禁毒偵查人員當場控制，從包裹內提取并扣押疑似大麻植株4袋共計160.25克。2023年12月21日，偵查人員又根據劉某的交代，將從泰國郵寄至同一地址的另一件包裹扣押，從中提取疑似大麻植株24袋共計1352.09克。經鑒定，前述共計28袋疑似大麻植株中均檢出四氫大麻酚成分。2024年3月15日，劉某經檢察機關辦案人員電話通知到案。

關于被告人劉某及其辯護人所提劉某行為目的是通過特情人員獲取毒品犯罪線索進而破獲毒品案件，既無毒品犯罪的主觀故意，也無任何社會危害性，不構成犯罪的辯解及辯護意見。一審、二審法院均認為，建立特情人員應當履行審批手續并進行規范管理，而本案中自劉某讓沈洪與境外販毒人員聯系至案發歷經約半年，其間既未履行審批程序也未對沈洪進行規范管理，且本案中并不存在阻卻劉某依照法定程序建立特情的事由，劉某雖辯稱其曾與同事研究過此事并向領導口頭匯報，但均被相關證人予以否認。

此外，一審、二審法院均指出，在案證據可證明沈洪系經劉某同意后通過網絡平臺向他人發布售毒信息，通過“埋包”方式誘使他人向其購買大麻，之后劉某又將相關情況提供給公安辦案機關，使相關買毒人受到刑事或行政處罰，劉某、沈洪實施的上述行為在隱匿身份偵查中亦是被明確禁止的非法行為，結合劉某并未著手開展獲取跨國毒品犯罪線索的相關工作、涉案期間收受沈洪錢款、案發后又與沈洪互相刪除微信等逃避偵查的行為，故相關證據不能認定劉某讓沈洪從境外走私大麻入境是出于工作目的。

關于法院認為劉某未依照法定程序建立特情的觀點，劉某表示，這只是程序上違規，但性質上仍屬于工作行為。一審判決書及二審裁定書雖然得出“不能認定劉某的行為是出于工作目的”之結論，但是其說理的過程仍然只是論證申訴人發展特情的過程存在哪些違規之處，仍然沒能否認申訴人的行為系出于工作目的使用特情的職務行為。因此，他發展沈洪作為臨時特情進行控制下交付九州滾球體育平臺，完全是出于工作目的，絕對沒有走私毒品的主觀故意，不可能構成走私毒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