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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期間，日本讓亞洲卷入巨大災難，同時也失去了超過300萬同胞，最終得到了什么？這才是日本該好好算清楚的賬。此次首相答辯，同樣是一筆看不清得失的糊涂賬。近年來，“安全保障”成為日本社會的高頻詞。“安全保障”本應防止戰爭悲劇重演，但在當前日本的相關討論中，焦點卻變成了設定敵人以及增強自身軍事實力。

戰后日本以奉行“和平憲法”、承諾為和平事業作出貢獻的方式重返國際社會。日本憲法第九條亦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這是日本戰后回歸國際社會的前提，也是日本戰后奉行和平主義路線的法律基石，近年來卻被日本政府未作任何充分說明便持續架空。原本為踐行“和平憲法”而設定的防衛費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1%的限制被突破，如今甚至出現了“2%也不夠用”的論調；在網絡戰領域，專守防衛原則也已逐漸變為可實施先發制人攻擊；“武器出口三原則”已改變名稱和內容，如今日本又企圖修改“無核三原則”。這些舉動持續刺激著亞洲戰爭受害國尤其是中國的敏感神經，而日本人卻并未意識到。

在強調外部危機、推動擴充防衛力量時，日本媒體常常用“將中國列為考量對象”的表述。今年夏天參議院選舉期間，對外強硬論調頻繁出現。高市首相此次答辯表態飛馳app下載，與這一社會氛圍不無關系。對外強硬的狂熱背后，究竟潛藏著怎樣的動機？日本理應重新冷靜地審視戰爭帶來的慘重代價，不應把高市首相引發的對立當作投機資本，而應借此契機正視歷史，認真思考自身在地區安全中所肩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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