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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給澎湃寫過一篇《我們終于被海量的信息包圍，卻很難通向彼此》，描繪我們這一代新聞學子從入學到入職的心路歷程。“當年電視作為強勢媒體存在的背后是對社會生活的高度回應……在新技術層出不窮的今天，高度發達的新媒體‘如何可能更好地回應社會’這個命題尚未激發出傳統電視當年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這是我站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末尾面向第三個10年最期待的事情。”

學生問我，在大學要不要參加社團，我就會想起學院那條永遠昏暗的走廊，盡頭是我們話劇社的據點，一部部大戲在這里醞釀，再從這里搬上舞臺。我喜歡編劇，擅長導演，但演戲笑場。我能夠示范一百種魯大海的演法，但唯一一次登臺笑到閉幕重來。那是我大學四年最快樂的一段時光。不斷交錯閃回的畫面，是我坐在同學自行車后座把招新海報貼到天涯海角，也坐在熄燈以后清冷的宿舍樓走廊里翻開四六級備考。

學生問我，在大學怎么才能與宿舍同學和諧相處，我就會想起我們分工協作的人鼠大戰，怕老鼠的Z第一時間沖去隔壁宿舍搬救兵，不怕老鼠的L和我留守宿舍圍追堵截。事實上，我對老鼠的感情介于怕與不怕之間，但形勢嚴峻不等人，所以我只好硬著頭皮與L一起地毯式搜索，然后老鼠突然現身，眼見它向我加速奔來，我便魂飛魄散地躲進廁所不敢出來。

今年已經是我當老師的第十四個年頭了。因為在與學生們的交流中反復回望，我這段本科歲月不但沒有隨著光陰的消逝越走越遠，反而被不斷喚起的記憶描摹歷史細節。聚會之前，籌備小組提議同學們帶些二十年前的老物件回母校展示，我于是認認真真地搜羅了一大堆，有同學建議我快遞回去，但我擔心丟失，硬是人肉背了兩千多公里。從筆記到論文，從飯卡到床單，我才發現曾經總是被我試圖倍速播放的那四年不經意間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二十年不算太長，我們不過從青年走到了中年。專業的消失折射出時代的巨變，但在時代的巨變中，我們沒有消失。這次聚會的視頻是由在電視臺工作的同學制作的，新聞稿是由在報社工作的同學撰寫的，他們都已是所在媒體的資深骨干，天團出手就是頂配。我們從傳統媒體鼎盛的時代走來，在媒介生態深刻轉型的今天依然能打。法拉利老了還是法拉利，這四年抹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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