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干日本

抗戰(zhàn)勝利已是第八十一個年頭，我為文學握筆也握了81年。前段時間，一些紀念和褒獎活動接踵而至，大批榮譽落在我頭上，讓我既光榮又忐忑。我不是個有天才的人，我是個普通群眾、普通老百姓。后來當兵、成為作家，不過寫了三四本拿得出手的作品，實在擔不起這么多贊譽——我好像不是以前的徐光耀了。我警告自己，不要把榮譽當作驕傲的資本，我還是個普通的革命戰(zhàn)士、普通干部，如今也只是醫(yī)院里的普通患者。

我的寫作始于抗戰(zhàn)時期。我在寧晉縣大隊當特派員時，分區(qū)有份《火線》小報，常刊登其他部隊的勝仗消息，我們縣大隊打了勝仗卻無人知曉人人干日本，報社說因為你們大隊沒人寫稿。我便下定決心，再打勝仗就試著寫稿。后來一篇三四百字的新聞真的登上了報紙，那份興奮比現在出一本書還要強烈人人干日本，這便是我寫作的開端人人干日本，那時還稱不上文學創(chuàng)作。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那一年，我已經能夠在報紙上發(fā)表三四千字的通訊，現在來說，這叫紀實文學。那時候我對文學沒有自覺意識，覺得寫作是我的一份責任、一份榮耀。

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這些年，我始終堅持從生活出發(fā)、從人物出發(fā)。我經歷過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戰(zhàn)爭，對于軍事生活、戰(zhàn)爭生活很了解，我喜歡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里頭進行一些思想探索。我的老師丁玲同志曾叮囑我，一定要狠狠寫人物人人干日本，寫出一兩個真正的典型。我寫《小兵張嘎》就很注意寫人物，專心尋找人物、刻畫人物，也因此寫出了一個可以稱為典型的小兵張嘎。我認為，文學藝術的最終目的是寫人。現在的一些青年文學工作者，包括業(yè)余寫作者，都應該注意這一點：要努力愛人、觀察人、理解人、研究人、幫助人，要為人民而寫作。此外，還要把文學看成一項神圣的事業(yè)，要抱嚴肅的態(tài)度，要拿出十二分的努力，拼命寫精品、寫能夠流傳的作品。只有精品才能真正受大眾歡迎，才能真正發(fā)揮文學藝術的影響，才能真正提升人民的思想精神狀態(tài)。

2026年是長征勝利90周年。我13歲參軍，有幸加入八路軍120師359旅特務營第一連——這是一支歷經長征的老紅軍連，裝備精良，全連配有5挺機關槍。連隊里，從連長、排長、班長到眾多戰(zhàn)士，都是長征的親歷者。我與他們朝夕相處、一同成長，常聽他們講述大渡河、臘子口、雪山草地的戰(zhàn)斗歲月。那些在艱難困苦中從弱小走向堅強的經歷，他們講起時滿是驕傲與自豪。我們的革命戰(zhàn)士不怕艱難困苦、不懼圍追堵截，更有著不怕失敗的韌勁，無論身處何等危險境地，始終堅持到底，頑強抵抗。抗戰(zhàn)時期，我們也是憑借這份精神，與擁有絕對優(yōu)勢的敵人頑強抗爭了14年人人干日本，取得了最終的勝利。我們應當永遠銘記和傳承長征精神，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向深入、落到實處。

電腦屏幕上出現“辭別與迎接”這幾個字，心中充滿了歡喜。2026新年一到，我本人也平安地進入95歲！過去的一年，過得基本順遂，加上能吃、能喝、能走路，還能寫！朋友和學生們都伸出大拇指喊“奇跡”！也有幾個貼心的學生提醒我：謙虛點，別驕傲！我告訴他們，放心，不會！我自知，平常人，平常人生，盡能力幫助人，不害人。所言所行，都是發(fā)自內心，確屬善意。

過去一年的每一天，只要有條件，我都堅持鍛煉。原先是跑步，現在是“行走”，每日一萬步上下，這是我的必修課。再就是寫作，有空了，有感覺了，就寫，小題目，小趣味，可能不合大雅，但是我想寫的。特別是后半年，在學生的鼓動下，居然在刊物開了“專欄”，感謝《中國作家》和我的朋友。2025年的開端，AI令人精神為之一振！我說過，它很聰明，記憶力和閱讀力以及綜合組織能力都超強，但我對它敬而遠之，它不能代替我，特別是創(chuàng)造力方面，它只會模仿，但我與它友好相處。

說自己過得平安，似乎還不夠。在現今的中國，比起更多的人，我過得不僅平安，而且還算“富有”——我的養(yǎng)老金足夠我過一個不愁吃穿的日子。我的生命歷程曾被無邊的戰(zhàn)亂所覆蓋。記得幼時，家無長物，父親失業(yè)，兄弟離散，朝不慮夕，寅吃卯糧，我在當年的日記中記下了母親對著“空空的米缸”的淚痕！我心想，要是母親還在，我可以供她過無憂無慮的日子，度一個美好的晚年。

近十幾年我和學生們高興，連續(xù)舉行了長達十屆的“餡餅大會”。其中有一年，學生們按照我的發(fā)言，做了一幅祈愿“人類友愛  世界和平”的橫幅，五道口那邊的小店主人很支持，做了。大家深受鼓舞，開心！一轉眼，好多年過去，在這辭別與迎接的日子里，“人類友愛  世界和平”仍然是我心中不變的祈求！

像101歲的王振義院士，見了我，會撈起手機人人干日本，劃開“收藏”，炫耀地要我聽俄羅斯小提琴家馬克西姆·文格洛夫演奏的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xié)奏曲，又要盯著我吃掉他遞上的巧克力球。還有91歲的聞玉梅院士，我最愛聽她眼眸炯炯地念叨她主編的《智慧長者的健康密碼》新書，聽她絮絮地關切我的睡眠，熟練地用手機點外賣人人干日本，“告訴你，這家的煲仔飯最好吃！會連煲一起送來的。”

在造房子這件事上，這會讓很多設計委托人困惑：今后，要不要相信如此“智能”的“方案”呢？加上3D打印建筑的前景，我們身處的世界，好像也接近電腦游戲里“一鍵生成”的地步了。很多曾經高度依賴手工完成的設計環(huán)節(jié)，如畫圖、建模等，已經逐步被自動化工具取代，“畫圖員”和“模型師”也漸漸讓位于算法和打印機。未來建筑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人”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未來城市里空前重要的建筑算法，將會是人物事背后的深度組織邏輯，比如一座胡同美術館如何能和社區(qū)老百姓的日常對接，大城市的火車站如何設計，才能安全有效地迎送旅客……以上“智能”基于但不等同于造型的數理邏輯，更不等同于建筑工程管理。身處一個真實具體的城市中，每天的生活軌跡被看不見的空間數據描摹，你和我，包括你和我的關系，也將是這種算法的對象和后果。從這個角度看，新近的數字革命，并非從無到有發(fā)明了什么智能，主要是便利了“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社會需求。

2025年也是電影《山河故人》公映10周年。我們決定重映《山河故人》。沒有想到，這部10年前表現普通人情與愛、別離與相聚的電影，能夠在年輕觀眾中引起極大的共鳴。在見面會上，很多年輕觀眾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問題：電影的未來會怎樣？這個問題讓我知道，無論導演個人還是電影工業(yè)，都將要面對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個時代讓我們憧憬，也充滿了挑戰(zhàn)。

電影史告訴我們，電影人應該進行雙重工作：學習與創(chuàng)造。技術會帶給電影更多的表現力，我們應該學習新技術，讓中國電影工業(yè)水平進一步提高。電影人也應該探索創(chuàng)造，當電視發(fā)明之后我們拓展電影大銀幕的視聽效果，讓電視無法取代電影。如今正值流媒體盛行之時，流媒體是分眾的，是將觀眾孤立在各自的小空間里觀影，這時候，我們是不是更應該強調電影院的聚集功能：大家坐在一起，與電影同悲喜，電影院會讓我們形成一個情感共同體。

現在，短視頻、微短劇很流行，這讓我想起，謝鐵驪導演曾說過，電影的魅力就在于“描述”與“渲染”。我深以為然。微短劇追求高頻次的爽點，如果微短劇是在講A點、B點、C點，那么電影就是通過描述與渲染人人干日本，在講我們是如何從A點，一步一步抵達B點，又如何從B點走到了C點。在電影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密集的高潮時刻，更是一段生命的旅程，是人民真實的生活，是我們真實的情感世界，是每個人真實的時間感，是我們用身體觸碰生活的知覺與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