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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案件中，外賣騎手夏某在T公司站點工作，通過平臺App接單，報酬按派送單數結算(6元/單，月超900單部分7元/單)，T公司提供電瓶車但從報酬中扣除租車費，且未為夏某辦理用工登記。工作半年后，T公司將夏某移出工作群并封禁其平臺賬號，導致其無法工作。因此，夏某訴至法院，要求T公司支付工資差額800元及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9881.50元。

法官們在實踐中發現，有的企業為減少用工成本，專門進行了“去勞動關系”設計，通過與新業態從業人員簽訂各類民事協議意圖排除勞動法的適用，甚至會引導、強制要求從業人員注冊個體工商戶，以個體工商戶合作承攬名義提供相應服務。然而在協議實際履行過程中，相關企業卻又對從業人員進行強從屬性勞動管理，導致法院審判時準確判斷二者真實意思表示、確定雙方法律關系性質，存在一定困難。

Y公司系某外賣平臺運營主體，2024年1月與L公司簽訂《服務承攬合同》，將某站點配送業務交由L公司承攬。L公司100%持股E公司、H公司。2024年4月，劉某經平臺工作人員指示，掃描二維碼與E公司簽訂《自由職業者服務合作協議》，在某站點從事配送員工作。劉某需通過App考勤且受站長管理，工資由H公司發放。2024年4月14日劉某受傷后，申請確認與L公司于2024年4月5日至同年4月14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

上海一中院法官在審理中發現，E公司、H公司均為L公司100%持股的子公司，且E公司的服務范圍為河南，與劉某的實際工作地點上海完全不符，承辦法官說：“可見《自由職業者服務合作協議》是L公司為規避勞動關系而安排的形式協議，劉某與E公司無真實合作意圖。”這一過程中，劉某的入職、管理、報酬實際上均由L公司主導，E公司、H公司僅分別承擔簽約主體與發薪主體的角色。最后，法院認定劉某與L公司存在勞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