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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案件中，外賣騎手夏某在T公司站點工作，通過平臺App接單，報酬按派送單數結算(6元/單，月超900單部分7元/單)，T公司提供電瓶車但從報酬中扣除租車費，且未為夏某辦理用工登記。工作半年后，T公司將夏某移出工作群并封禁其平臺賬號，導致其無法工作。因此，夏某訴至法院，要求T公司支付工資差額800元及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9881.50元。

法官們在實踐中發現，有的企業為減少用工成本，專門進行了“去勞動關系”設計，通過與新業態從業人員簽訂各類民事協議意圖排除勞動法的適用易游體育app官方下載，甚至會引導、強制要求從業人員注冊個體工商戶，以個體工商戶合作承攬名義提供相應服務。然而在協議實際履行過程中，相關企業卻又對從業人員進行強從屬性勞動管理，導致法院審判時準確判斷二者真實意思表示、確定雙方法律關系性質，存在一定困難。

Y公司系某外賣平臺運營主體，2024年1月與L公司簽訂《服務承攬合同》，將某站點配送業務交由L公司承攬。L公司100%持股E公司、H公司。2024年4月，劉某經平臺工作人員指示，掃描二維碼與E公司簽訂《自由職業者服務合作協議》，在某站點從事配送員工作。劉某需通過App考勤且受站長管理，工資由H公司發放。2024年4月14日劉某受傷后，申請確認與L公司于2024年4月5日至同年4月14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

上海一中院法官在審理中發現，E公司、H公司均為L公司100%持股的子公司，且E公司的服務范圍為河南，與劉某的實際工作地點上海完全不符，承辦法官說：“可見《自由職業者服務合作協議》是L公司為規避勞動關系而安排的形式協議，劉某與E公司無真實合作意圖。”這一過程中，劉某的入職、管理、報酬實際上均由L公司主導，E公司、H公司僅分別承擔簽約主體與發薪主體的角色。最后，法院認定劉某與L公司存在勞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