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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指出，所謂“客觀情況重大變化”，須具備不可抗性與不可預見性，比如自然災害、政策法規調整等超出企業常規經營決策范圍的情形。然而，企業主動引入新技術、進行業務升級，是市場主體的自主選擇，屬于可預見、可控制的商業決策范疇。將技術革新帶來的內部崗位調整風險單方面轉嫁給勞動者，混淆了企業正常經營風險與法定客觀情況的界限，本質上是一種規避責任的托辭。

上述裁決的直接意義在于重申了技術進步不能凌駕于法律保障之上。面對技術革新，不少人都存在“AI會不會搶走飯碗”的焦慮。在此語境下，企業將正常的技術迭代等同于不可抗的客觀巨變，這種理由一旦成為“正常現象”，無疑可能為大規模結構性裁員打開便利之門。人工智能時代，上述裁決給廣大勞動者吃了一顆定心丸，也用法律裁決釋放了清晰的信號——技術進步的列車呼嘯向前，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絕不能被甩下。

人工智能的價值在于賦能于人，而非替代人之后將其棄之不顧。勞動法律法規的核心精神之一，正是保護勞動者在經濟社會變遷中的基本生存與發展權益。將AI替代崗位排除在“客觀情況重大變化”之外，也是這一精神的體現。這提醒一些企業管理者，企業對效率、利潤的追求不能無視公平正義原則，科技發展的紅利應通過更合理、更包容、更可持續的方式實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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