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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應屆畢業生，高層次人才的生存空間也遭到了擠壓。國內某頂尖大學一流商學院95%的教職人員擁有海外優質高校博士教育背景，該學院人事辦公室相關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學院每年的教職招聘人數穩定在7—8人，但今年應聘人數從往年的400多人增長到超過600人。她表示，這可能跟近兩年海外高校開放的教職崗位減少有一定關系，她曾聽新入職教師說，一部分原本計劃留在海外的博士生，不得不重新考慮回國就業。過去，求職時帶著待發表的、潛力不錯的論文，已是佼佼者，而現在，幾乎每個求職者都手握已發表的硬核頂刊成果，“每個人都更‘卷’了”。

“我覺得現在的留學生活非常不純粹。”山豆本科學的是小語種專業，回憶起大三在歐洲交換的那一年，他有無限的激情去探索異國文化，那段時光給他留下很多珍貴回憶。但現在，他的心態卻變了。他在香港想去嶺南大學聽文學講座，想去聽國際關系大咖的對談，但每當這些活動與筆試、面試時間沖突，他都會毫不猶豫地劃掉前者。

27歲的鄭可高中赴美留學，大四那年碰上了新冠疫情，他在國內隔著屏幕，用網課草草結束了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廣告管理專業的學習。求職理所當然轉向了國內，但由于缺乏實習經歷，手上的海外文憑“失效”了，不少崗位甚至沒有通過簡歷初篩。在入職杭州某安防企業又匆匆離職后，失去了應屆生身份的他求職更加困難。一個月內，他投遞了將近70份簡歷，絕大部分是招聘軟件上的已讀不回。

周君君雖然向互聯網公司投遞了大量簡歷，但因為缺乏行業對口的實習經歷，始終沒能拿到理想的offer。山豆曾在面試中進入一家頭部手機大廠的終面環節，業務主管認可他很優秀，但對方表示，山豆所有的實習經歷都是跟文字打交道，沒有一份是直接面向消費者的，最終將他淘汰。他意識到，本來自己希望通過在香港讀研提升學歷，原來，雇主對實習經歷的考察更重于教育背景。

在求職市場上，周君君很快遭遇了海外名校光環的祛魅時刻。她意識到，劍橋碩士的分量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樣恒定。在面試桌前，它最顯性的作用只出現在簡歷篩選或面試開場的前幾分鐘，面試官會下意識地“哇塞”一下，夸一句“很厲害”，順帶認可她的學習能力。但作用通常止步于此，一旦進入崗位匹配、業務細節的深聊，海外名校學歷便不再發揮決定性作用。

就業壓力在留學生群體中并非均勻分布。相比之下，理工科留學生回國后，市場提供的崗位基數更大，路徑更清晰，可以進入互聯網大廠、科研機構、高校或上市公司的技術崗位，就業率也相對更高。騰訊集團海外留學生校招專家徐小艷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今年4月，騰訊宣布開啟“史上最大就業計劃”，三年內新增2.8萬個實習崗位，其中60%面向技術人才。華勤技術等To B(面向企業)制造業頭部企業也在持續擴大對理工科人才的校招。

除了語言關，企業看重的另一層價值是留學生所具備的全球化視野。具體而言，這代表著一種差異化的解題思路與認知框架。黃云表示，在不少業務領域，同一個痛點，在國內外可以用完全不同的邏輯去拆解。比如在制定品牌策略時，國內團隊可能更習慣使用流量打法和熱點營銷，但留學生則可能引入海外非常看重的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理念和Community(社區共識)概念。企業希望引入海外視角作為參考系，在團隊內部產生思維碰撞，從而激發業務創新。楊鵬認為，媒體、教育等強調創新的領域，更能體現這種全球化視野的價值。

雷樂目前是國內某頭部手機廠商外派沙特阿拉伯的員工，本碩均在美國攻讀設計相關專業的他，在2024年秋招時敏銳地發現，美國本土的設計崗位正在逐步被AI取代。他擔心自己的成長速度難以追上技術迭代，考慮轉行，恰逢這家國內手機廠商的出海業務崗位大量擴招，而且優先招聘留學生。雷樂希望繼續留在海外生活，也對商業運作產生了興趣，最終成功通過面試，獲得外派機會。

工作一年半后，廖文睿跳槽回到家鄉四川成都的一家新茶飲企業擔任食品安全法規主管，負責出海業務合規。廖文睿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奶茶想要順利出海，背后是一整套復雜的合規體系。以茶葉這一主要原料為例，國內外對農殘監管要求不一，在國內合格的原料未必能進入海外市場，這就需要企業必須在上游供應鏈更換原料或尋找新供應商。廖文睿的工作，就是確保這一過程符合海外地區準入規范，讓奶茶順利落地當地市場。